内向的独立舞者

坐在眼前的杨丽萍虽然经常在媒体面前冒出一些睿智的语言，但她说自己不是一个擅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人。两年前在正式采访她之前，杨澜说在认识她的二十年里，听她说话不超过二十句。四妹说，“她以前是个挺害羞的人，特别内向。”

1986年第二届全国舞蹈大赛，团里没有选送杨丽萍的作品。28岁的她自己骑着自行车将录像带送到组委会。有媒体说当时的她得知时间已经截止时大哭了一场，杨丽萍否认，“交给他们之后就没管后事，参赛只是想体验一下。”不久，《雀之灵》一举夺得比赛第一名，她在团里的机会慢慢多起来。

“1998年首次收到春晚邀请的时候，她还不太想上。她觉得自己的东西有点曲高和寡。一个人独舞，会冷场。春晚是比较大众化的东西，偏热闹。”四妹说，杨丽萍推了半天，人家还是让她上了，结果出乎意料。

“一时之间，人人趋之若鹜，扒录像带，剖析学习，全国都是孔雀。”高成明说，很多人不明白杨丽萍成功的原因。“她得天独厚，有着与众不同的想象力。更重要的是，她全部的精力、爱好、关注点都在舞蹈，她又远离政治，塑造了一个唯美的形象。唯美既不能被左倾的人利用，也不能被右倾的人利用，她正好处在两方面之间，而这两方都需用美来标榜……种种偶然性都结合在她身上，而她恰恰又是个聪慧的人。”

“她的创作状态太恐怖了，我都吓一跳，没日没夜，也不吃也不睡，常常熬不过她。”

《雀之灵》后她连续创作新的舞蹈，《月光》、《两棵树》、《雨丝》……这些作品均有唯美、自然的特征。同时也牢固树立了杨丽萍独立舞者的形象。

起初人们发现，她几乎不近媒体。妹妹说，她以前都是独舞，比较内向，又受打压，后来突然光线一下全部照到她身上，她适应不了。她过了好一阵子才发现，应该跟大家沟通。

1991年，杨丽萍看到肖全为三毛拍摄的照片，托人找到他，问他愿不愿意为她拍照。“她站在长城上，跟仙女一样。唯一的感觉就是美，一种天赐的美。”那是肖全纪录到杨丽萍的第一个重要时期。

惊世转身

2003年8月8日，筹备了三年的《云南映象》在昆明首演，当看到无数孔雀纷飞的那一幕，台下拿着相机的肖全泪流满面。那一刻他感到杨丽萍的蜕变，“她不再是那个自私的舞者，一种慈悲从她身上散发。在北京，她是一个自我很强大的独立舞者，只有自我修炼到够强大，她才能去引导别人。”

了解杨丽萍的老朋友高成明也被震动了。“《雀之灵》出来，我也没有那么大的震动，我觉得对她是水到渠成。《云南映象》让我看出来她独立创作以外对大型舞台的把控能力，轻重缓急、起承转合，把握得非常好。”

四妹说，“她是在拍了几部电影之后，发现电影、舞蹈，都应该是群体的合力。而她自己经验也丰富了，做的东西越来越好，自信了，觉得应该跟大家互动了。”

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，杨丽萍回到云南寻根。在田丰民族文化传习馆一住就是几个月。她花一年多时间走遍了全省，采风期间可以十五天不洗澡。用自己的眼光将采来的作品编排出一台原生态歌舞集。

《云南映象》横空出世，其影响远远超出歌舞范围。文化产业发展、文化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和思考至今还在持续。

杨丽萍说，如果换一个人来编《云南映象》，可能会很难。“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去传承那些东西。我自认为自己有这个品味和眼光来整合，因为我对它们太有感情了。”

肖全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杨丽萍，穿着和周围人就很不一样，“是一种改良后的民族服饰，她一直在关注民族的东西，对云南就特别有感觉，只是没找到很好的切入点。”

《云南映象》筹备前后，杨丽萍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着装变成了清一色民族服饰。她再次用自己的作品引发社会的思考。但她自己很少参与这些论辩。

聊天到中途，她突然兴起，跑进去给我们拿来红酒和酒杯。喝到一半，她说笑，那天谁谁喝醉撞栏杆上了，这种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
跟随杨丽萍有十余年的徒弟虾嘎说，从第一天认识她起，就没看过她糊涂的样子，特别清醒。即使喝了酒，也清醒无比，“她就没有休息的时候，就算不跳舞，她也在思考，看书、看电影、看杂志，她什么都看。”

“《云南映象》后，她突飞猛进，像个生活的智者。那么多农村的孩子，有的有过怀疑，她去做思想工作，让他们跟着她，一路走来。”杨丽梅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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